哈耶克：被误解了的西方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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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误解了的西方传统
今天的世界，中国尊重各国自发形成的制度和秩序，而美国却是拼命的推广自己那套逻辑，希望美国思想家设计的制度取代世界各国的自发制度。
哈耶克对社会主义的批判的着眼点是制度形成的机制，他认为社会制度的形成，应该是一种自发的过程，而不应该是人为刻意设计出的。而当时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由思想家为社会总体设计的一种制度，它不是自发地在一个竞争过程中形成的。
从这个角度看，哈耶克的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这些论点 - 非常类似。
哈耶克不会认为，美国的先贤能设计出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完美制度。也不会认为，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应该原封不动推广到其他国家。
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自发的，在竞争过程中形成最适合自己国家自己文化的制度，才是哈耶克主张的。这一点，与我国互不干涉内政，尊重不同国家的不同制度，很类似。
哈耶克心目中的自由社会，制度和秩序应该是自发形成的，而不是少数思想家设计的。
我更倾向于理解，民主和专制作为抻拉的两极，固守任何一极，刻舟求剑，都无法保证有一个可持续的未来。而两极之间巨大的混沌，那是万事万物乃至宇宙演化的本体论：
那个混沌未分的状态，是具有巨大不确定性的状态，也是具有巨大无穷性的状态。经过一系列否定之否定螺旋式上升，一种适应性的组织制度形态就会生成。
这也是为什么在虚拟互联网深刻改变了的世界，“元宇宙”等新形态在不断冒出，新的组织制度形态也将会破局而生。一如“道德经”所言：
从宇宙观的实体论来看人生和治理，相即生即灭，拘守一个固定的相（自由或专制）是错误的方向，就往往是下坠死亡之路，而现实世界要在乎有新的突破口，出现新的缺口，打断旧的循环，进入能量极更高的新循环。个人如此，家庭如此，企业如此，国家也如此。“大成若缺，其用不弊”，缺口的用处永无穷尽，自然秩序的不断否定之否定，才会保证每个个体自性有着巨大的无穷可能性。诚可谓：
这个问题需要时时讲，处处讲，一天不讲很多人就会忘。这些人昨天理解A事件的时候清清楚楚，结果B事件一出，又会搞得不明不白。
这说明什么？说明没有真正理解，看问题依然浮在面上，没有掌握事物的本质，没有看清内在的逻辑，所以才会在不同的案例里频繁出现自相矛盾的现象。
昨天的文章讲了中美思维方式的差异，强调了西方人所习惯的看待事务的方式，也提到了中国人对西方文化和传统的误解，是普遍存在的。
但从留言来看，有相当多的读者对此一无所知，这让我非常诧异。如果说没有关注本号的人不了解是正常的，关注我这么长时间的老读者如果也犯这种低级错误，就实在不应该了。
因为我反复在文章中提及过真正的西方传统是什么，以及在近代，非西方国家对西方的认知普遍存在哪些误区，然而从留言来看，很多人似乎没读过，即使读过也没有真正理解过。
所以，今天把一篇旧文重新整理发出，希望关注本号的朋友们认真阅读，深入思考，搞明白为什么哈耶克告诫日本人，不要把非西方传统的东西张冠李戴认作西方的传统。
当然，有水准的老朋友可以忽略，因为对于这部分老朋友来说，这确实都是无需再说的基本常识。以下正文。
这个世界很多人对于“民主”，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即使在津巴布韦、南非、委内瑞拉、海地等等国家移植了西方国家类似的民主制度之后陆续陷入困境、乃至崩溃之后，依然深信不疑，幻想民主制度能够解决他们期望解决的那些问题。
这种自欺欺人的现象实在是让人费解。
实际上，从古至今，我们这个地球上对于政治哲学有着深刻见解的那一批最伟大的思想者们，包括亚里士多德、托克维尔、阿克顿勋爵、艾德蒙·柏克、哈耶克等，都曾经对民主制度可能产生的对于政治秩序和个人自由的侵害，做出过充分的、睿智的、极富洞察力的论证。
其中，哈耶克的论述尤为精彩。
哈耶克在1979年出版的《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三卷中，就“先知般的”明确指出，非西方国家在移植西方民主制度的种种尝试，很大可能会遭遇失败。
他说：
“这些新兴国家甚至连一个与欧洲国家长期信奉的法治理想略具相似的传统都没有。
据此，我们可以说，这些新兴国家实际上只是从欧洲国家那里移植了民主制度而已，但是它们却没有这些民主制度所预设的信念和观念作为它们坚实支撑。而在成功的民主制度中，正是这些传统和信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制约了多数权力的滥用。”
哈耶克所说的信念和传统是什么呢？
自由！
02
西方的传统是自由，民主是“异类”
在西方文明的历史长河中，自由才是贯穿始终的最为核心的理念，民主从来就不是一个价值排序靠前的中心概念。
按照哈耶克的话来说，“民主”及其寓含的理性主义思潮只是“欧洲思想发展某个特定阶段的片面的夸张之物”罢了，是近代在欧洲横空出世的产物，从来就不是西方文明真正的传统。
但是，这却并不妨碍“民主”却在近代神奇般的变成了西方国家的主要标签。
非西方国家的人，包括大多数中国人，一提到西方国家，不管是褒奖还是抨击，都会想当然的把民主的帽子扣在他们头上，这种错愕实在让人啼笑皆非。
我再强调一次：民主是西方文明发展历程中出现的一个“异类”，从来不是主流，自由才是核心和传统。
哈耶克认为，正是因为西方国家有自由的信念和传统，欧美人会以“默会”的方式，甚至无须法律具体规定（英国就没有成文宪法），人们就会自觉遵循这种传统和原则，这恰恰是抵御民主带来的多数暴政倾向的基本前提。
欧美人之所以在近代很少再把自由单独拿出来说明，不过是自由已经成为他们文化基因的一部分，而无需特别强调。
但是在非西方国家，情况却完全不同。
在近代非西方国家对西方文明或主动或被动的学习和吸收上，大多数走入了一个误区。
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中说到：
“那些来自较不发达国家的、承担这向其人民传播理念之使命的人士，在接受西方训练的过程中，所习得的并不是西方早先构建文明的方式，而主要是那些由西方的成功所引发的各种替代性方案的梦想。此种发展趋势，甚为不幸......
并不是西方历史发展的所有成就都能够或应当被移植与其他文化基础之上的。”
哈耶克在这段话中明确指出，近代非西方国家都把类似于民主这样的替代性方式，错误的当做了西方的传统，而照单全收，这是错误的开始。
1964年，哈耶克在日本做演讲时，直言不讳的告诫日本思想家们：
“当日本思想家们开始研究欧洲思想发展过程中不同思潮的时候，特别容易为那些似乎代表了最极端且最明确的唯理主义学派所吸引，而忽视了较为低调且比较平实的西方传统......
而这种传统在创建欧洲文明的基础，尤其是在构建自由主义的政治秩序方面做出了更大贡献。”
被哈耶克不幸言中，如日本思想界这样在近代吸收西方思想和文明的过程中走入误区的，把民主而不是自由当成了西方的传统，可能是近代发生在非西方国家的普遍现象。
那么，西方的自由传统在具体的政治事务上，其体现是什么呢？
这先要搞清楚，自由这个概念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的真正含义。
我反复强调过，西方的自由不是指恣意妄为，什么都可以做。
西方的自由是说人有理性，有能力选择不去做坏事，不想做什么就能够不去做什么，从而超越于动物之上，显示出人的高贵和独特。
所以，在古希腊城邦，“自由人”之所以政治地位高于奴隶，是因为他们具备相当程度的理性意识，能够摆脱动物性的束缚，做高尚的、正确的事情，能够承担政治责任。
而奴隶们做不到，他们经常有不受控的野蛮行为，跟动物一样，所以不是“自由人”，无法承担政治义务和责任。
所以亚里士多德才说，人是政治的动物。
他说：
“凡脱离城邦的人，如果不是一只野兽，那就是一位神祗”
“奴隶制对奴隶来说是件好事，因为没有主人，奴隶就不会知道如何过自己的生活。”
也就是说，在早期的西方文明中，自由是和责任、义务相联系的概念。
那些自律的、能够自我管理的人才叫“自由人”，不是随便一个阿猫阿狗就能称其为自由人的。
不管我们今天如何看待这种观点的对错，这些历史事实的存在都无可辩驳的说明了在西方的传统里：自由是一个人能够从事政治活动的基本前提。
这才是西方真正的自由传统，全世界独一份，在其他任何一个文明类型中，都找不到这种传统。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但知道，西方真正的传统是自由，同时也说明了，为什么自由传统在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中极为重要，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性条件。
为什么没有自由传统，移植民主制度会失败？
设想一下，如果在一个国家里，人们普遍没有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的自由传统，如果冒然移植民主制度，会出现什么情况？
我之前撰文写到过发生在津巴布韦的情况。
黑人群体会凭借人数上的绝对优势，利用民主制度不断侵蚀白人的权益，甚至立法剥夺白人的农场和私产，最终导致经济和秩序上的全面崩溃。
而南非，也正在布其后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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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看曾经富得流油的委内瑞拉。
学界公认，查韦斯和马杜罗的国有化和高福利政策是导致委内瑞拉经济崩溃的主因。而查韦斯和马杜罗都是通过民主制度被委内瑞拉人民选举出来的。
委内瑞拉的世纪大崩溃和人民的困境，很难说跟委内瑞拉人民普遍的短视和对高福利毫无节制的渴求、对不劳而获的思想的放任，脱得了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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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我之前所阐述的自由理念，可以清晰的看出，这些国家的人民普遍没有自由的品格和理念，这导致这些国家的人民对于多数暴政的发生毫无抵抗力，总会陷入民粹主义的泥沼而无法自拔。
甚至在法国这个在近代最早抛弃自由传统的西方国家，也出现了长期政体不稳、骚乱不断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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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发生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事实充分证明了，无论是非西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自身，如果国民普遍欠缺了自由的信念和原则，其移植民主制度的尝试大多数都会最终走向失败。
哈耶克并不反民主，哈耶克反对的是“民主主义”
可能很多人会拿日本和韩国来举例，证明民主制度在非西方国家也能成功，我想请这些人去仔细研究下日本和韩国在近代发生了什么再来反驳。
实际上，日本和韩国恰恰是在威权统治下，在本国国民被外来的、或明或暗的强力管治下，在强行嫁接了自由的信念和原则之后，才产生了对于民主制度的良好适应性，而不是相反。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哈耶克对于“民主”疑虑重重，就以为哈耶克反对“民主”，那就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冤枉哈耶克了。
他说过：
“即使我们现在所拥有的那些特定的无限民主制度最终被证明是一种失败之举，这也未必意味着民主本身是个错误，而只能够表明我们尝试或实践民主的方式发生了偏差。”
哈耶克并不反对民主，他反对是在近代“魔术般的变成包治百病的万能之药”的那种“民主主义”。
从概念本身来说，个人的自由才是终极价值，而民主只能是实现自由之工具，我们不能把工具当做价值。
当民主这个手段能够有效保证和实现个人自由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民主是好的；当民主这种手段失效时，甚至走向了子自由的反面时，我们就应该反对之。
没有自由，民主一钱不值。
当民主被现代人抬到了高于自由的地步，“多数裁决”变成了真理本身，“民主”从工具异化成了不容质疑的价值，变成了“民主主义”，那么自由的丧失就是毫无悬念的结果。
因为在哈耶克看来，无论是个人专断还是多数人专断，都属于人的意志专断，都是人的理性自负。通俗的说，就是多数人的决定未必就是正确的，说不定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多数人决定造成的灾难比之独夫专制更加不可控。
对于保守主义者的哈耶克来说，智慧蕴含在审慎节制的自由传统之中，而不是人类对于自身拥有“超级头脑”的盲信之中。
如同哈耶克在1964年就告诫日本人的这段话：
“在我们学会认识理性在安排社会事务方面所具有的恰当限度之前，始终会存在这样一个大危险，即在我们力图把我们所认为的某种合理模式强加给社会的时候，我们会把种作为逐步改进之主要条件的自由给扼杀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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